新时代民主建设是重点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种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科学，具有客观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满足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与新时代治国理政方略一脉相承

　　中国共产党依靠科学信仰夺取政权，新时代要在此坚实基础上依靠治国理政方略治理天下。信念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和精神状态。信念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是人民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思想或事物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心理态度和精神状态。每个人都有信仰，信仰是每个人的灵魂，信仰是人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基石。信念是人们追求理想目标的强大动力，会使人们坚贞不渝、百折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信仰是信念最集中、最高层次的表现形式，是人们关于最高价值的信念。信仰有盲目的信仰和科学的信仰之分。科学信仰来自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主义，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义。这个“主义”是以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因此，共产党的科学信仰就是树牢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年轻人要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保持对党的忠诚心、对人民的感恩心、对事业的进取心、对法纪的敬畏心，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

　　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真学真懂真信真实践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政治要求，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真理性，占据着真理的制高点。“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种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科学，具有客观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满足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力量也要极大丰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步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我们要在全社会持续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高扬主旋律，唱响正气歌，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使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明灯永远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闪亮，照耀着人民群众前进的道路。

　　一个伟人的诞生创立了科学信仰

　　1818年5月5日，德国特里尔城的布吕肯巷664号(现在改为布吕肯大街10号)，一个温馨又富足的律师家庭，一个健康的小男孩呱呱坠地，他就是200年前诞生、至今依然被全世界公认的“千年第一思想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一生为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成就了伟大人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马克思领导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热情支持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巴黎公社革命，满腔热情、百折不挠地推动各国工人运动发展。

　　他没有持久光鲜的职业，但却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马克思说“我是世界公民”，这也是马克思革命流亡生涯的真实写照。马克思一生饱尝颠沛流离的艰辛、贫病交加的煎熬，但他初心不改、矢志不渝。早在马克思17岁时，他以年轻人热情奔放、意气高昂的笔触抒发了自己对生活和择业的看法，树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志向：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是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此后，这种理想主义特质体现在马克思的毕生工作中，始终充满社会伦理方面的一腔热情。

　　马克思本来可以子承父业，毕业以后成为一名律师，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却毅然决然地与家庭既定路线决裂，选择了一条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奋斗的荆棘之路。1835年在父亲的安排下马克思进入德国波恩大学法律系读书，后转入柏林大学学习，虽然马克思很叛逆违背他父母的意愿，但他从未丢弃过青春理想，从未放逐对人类幸福和世界未来的思考和探索。

　　从叛逆少年到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抛弃康德，拥抱黑格尔，成为“博士俱乐部”中耀眼的新星。大学期间，马克思广泛钻研哲学、历史学、法学等知识，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违背了父亲让他做一个律师的愿望，选择哲学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马克思在哲学上有两位老师：一个是黑格尔，另一个是费尔巴哈。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论，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继承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汲取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自然观和历史观在人类社会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统一，创立唯物史观。

　　1842年，马克思24岁时担任《莱茵报》主编工作期间，马克思深入研究现实生活。犀利抨击普鲁士政府的专制统治，维护人民权利，马克思与头脑中的坚固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出现了裂痕，他逐步坚定转向唯物主义。

　　1843年移居巴黎后，马克思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结合中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勾勒出唯物史观这个新世界观的轮廓，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四处奔走，但都没有找到愿意为他们出版这种书的书商，后来书稿上布满了老鼠咬过的痕迹，马克思风趣地说：“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彻底划清了与整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界限，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基础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标志着唯物史观的诞生，从而为共产主义的论证提供了科学基础。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和地位，揭示了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懂得历史规律的根本缺陷。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一起，被合称为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为实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848年，年轻的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响遍世界各地。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9世纪的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几乎席卷了20世纪所有的政治风云。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较量，“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揭示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性，承认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并非一蹴而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长期共存的可能性：“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存条件下，社会主义不但需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关于这些斗争和共产主义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的理论。

　　1848年，席卷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马克思从书房奔赴战场，积极投入并指导这场革命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科隆筹办《新莱茵报》为无产阶级提供革命指导。马克思把《新莱茵报》编辑部打造成一座货真价实的革命战斗堡垒，当时编辑部里有八支步枪和250发子弹，马克思也配了手枪。在这次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深刻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力求通过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应运而生，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灵魂。在马克思的指导下，第一国际大力支援各国的工人运动，支持反封建的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第一国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与国际工人运动的结合，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

　　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150多年来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完整系统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秘密，不但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也是工人受苦受累受穷的秘密，揭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科学论证了无产阶级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历史使命，使人们找到了变革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力量，和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的途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这是人类最伟大的信仰。

　　马克思为创立科学理论体系，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1843年开始，马克思致力于经济学研究，历时40年，才达到《资本论》这个巅峰。为了《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为了写作《资本论》，马克思还自学了数学，写出厚厚的《数学笔记》。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晚年，马克思依然密切关注世界发展新趋势和工人运动新情况，努力从更宏大的视野思考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写下了数量庞大的历史学、人类学、数学等学科笔记。《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晚年创作的最后两部笔记。这两部科学著作还待进一步的开发和应用。

　　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战斗不息。马克思耗尽了毕生的精力，疏散家财，同时也牺牲了家庭生活的安宁和幸福，马克思有七个孩子夭折了四个，幼年的孩子经不住苦难的煎熬接连夭折。马克思有才华，有升官发财的机会，普鲁士政府也曾向马克思伸出过橄榄枝，但马克思选择不向反动势力低头，一直坚守自己的信念。“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

　　马克思热爱生活，真诚朴实，重情重义。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革命友谊长达4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解放无产阶级、消灭剥削制度为己任，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亲密战友。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友谊“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共同的事业与共同的志向，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动人的友谊的根基。不仅在生活上是相互帮助的异姓兄弟，更是事业上的黄金搭档。恩格斯为了帮助马克思专心写作摆脱生活琐碎的羁绊，不惜身沾铜臭，重新当起资本家，从事他自己称为“鬼商业”的活动，赚钱养活马克思一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志同道合，合作了不少文章，恩格斯总是自谦为“第二小提琴手”，把自己排在马克思身后不抢风头。1883年，马克思逝世，享年65岁的马克思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但他的光辉思想和科学理论必将指导着全人类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他用毕生精力写作的《资本论》还没完成，恩格斯毅然放下手头的《自然辩证法》，夜以继日地整理和出版《资本论》最后两卷，整整花费了十一年的时间。1895年8月5日，恩格斯溘然长逝，他自己的《自然辩证法》也没来得及完工。列宁说：“(恩格斯)替他天才的朋友树立了一座庄严雄伟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他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

　　马克思、恩格斯无私资助革命事业，即使在自己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尽最大努力帮助革命战友。

　　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诠释了最好的爱情不是物质上的门当户对，而是精神上、事业上的般配。作为“特里尔城最美丽的女孩儿”、“舞会上的皇后”、“魔法公主”，燕妮勇敢地冲破了贵族和平民不能结合的门第束缚，冲破了姐弟恋不伦的世俗偏见，排除万难成为马克思的红色伴侣、事业上的得力助手，这是一对伟大的爱情楷模。马克思笔耕不辍，但字迹潦草常常难以辨认，稿子送到印刷厂之前都得让燕妮亲笔抄一遍才行。马克思和妻子燕妮一生跌宕起伏，同甘共苦，患难与共，不离不弃风风雨雨携手40年，谱写了理想信念和爱情的命运交响曲。

　　1889年7月，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国际社会主义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标志着第二国际的诞生。第二国际在组织和集聚革命力量，反对资本主义、军国主义、促进工人运动发展方面大量工作，取得重大成就。

　　科学信仰第一次成功实践

　　进入20世纪后，以革命导师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理论等，指导和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

　　1870年4月22日，列宁出生在俄国辛比尔斯克省辛比尔斯克市(现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乌里扬诺夫斯克市)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教育工作者家庭，1887年他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以谋杀沙皇罪被处死，同年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读书，三个月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不久又被捕流放。1888年10月回到喀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由此接受并一生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光辉思想。

　　列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可以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斯曾依据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条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至少将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即多国胜利论。列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俄国实际，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即一国胜利论，并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俄国取得革命胜利。

　　1917年11月6日当晚列宁在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武装起义。7日上午，起义者占领了彼得格勒所有重要据点。下午6时，包围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晚9时40分，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发出攻打冬宫的炮声。当晚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大会宣读了由列宁起草的宣言，庄严宣告革命胜利。于是，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作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日载入史册。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成为许多国家赢得民族独立、解放和发展的重要选择，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

　　列宁作为俄共(布)的领袖，对共产党如何更好地领导俄国进行了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列宁领导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面临着巩固政权的任务，而且面临着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1818年夏到1921年春，实行以余粮收集制和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为主要特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了拯救国家、拯救军队、拯救工农政权，当时必须这样做。”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苏维埃俄国面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被迫采取的一种临时性政策。1921年3月，俄共(布)召开十大，决定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实行以发展商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正在探索一条符合俄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标志，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也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

　　列宁晚年重病缠身，但仍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思考和实践探索。他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等人们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和书信，对十月革命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系列新构想。为社会主义国家巩固政权、治国理政留下了宝贵经验和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在中国的成功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大批获得独立和解放的民族国家建立起来，彻底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世界各民族平等交往、共同发展展现出光明前景。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和普遍真理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野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这引发了马克思的高度关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马克思撰写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的通讯，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个靓丽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

　　近代以后，中华民族百余年艰苦卓绝的伟大复兴之路拉开了大幕，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起义等旧式的农民战争走到尽头;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屡屡碰壁;辛亥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纷纷破产。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砥柱伊谁?

　　1915年9月15日，一本杂志在上海黄浦江畔创刊，一年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深刻的新文化运动就此发端。3个月后，《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编辑部迁往北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批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在中国社会进行了一场深刻而又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反复比较中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而对于日本强加给中国的21条置之不理。尽管中国也是战胜国，但仍是遭到帝国主义的瓜分，引发全中国人民群众巨大的激愤。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大学生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强权胜于公理”，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中国各种社会力量行动起来，挽救民族危亡奋起抗争。“五四运动”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1920年春天的一个夜晚，陈望道先生在浙江老家简陋的屋子里专心致志地翻译《共产党宣言》，母亲给他送去粽子和红糖，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喊：“红糖够不够，要不要我再给你添一些?”儿子应声答道：“够甜，够甜的了!”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却发现儿子嘴边满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陈望道先生竟然是蘸着墨汁吃掉粽子的!墨汁为什么那样甜?原来，信仰也是有味道的，甚至比红糖更甜。正因为这种无以言喻的精神之甘、信仰之甜，无数的革命先辈，才情愿吃百般苦、甘心受千般难。

　　在1920年国内外两个大局的历史大潮中，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一个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正在筹划成立之中。1920年2月9日，李大钊护送因传播革命主张被北洋军阀通缉的陈独秀离开北京到天津的路上，商谈筹划组建中国共产党。这段惊险的历程，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13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秘密集会。中共代表中的“一老一小”指的是年龄最大的代表是何叔衡，时年45岁;最小的是刘仁静，只有19岁;毛泽东居中，正好28岁，是13人的平均数。共产国际和俄国的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出席大会。大会进行到7月30日晚上，突然遭到暗探的监视和法租界巡捕的阻扰，被迫休会。最后一天的会议是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的。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统一的和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当然，剧烈动荡的时代、复杂离奇的社会变迁中，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以毛泽东、董必武为代表的信仰坚定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努力奋斗创立了新中国，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李汉俊、李达永不放弃信仰;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信仰迷失者背离了初心，背信弃义叛党投敌……中共一大代表各自经历曲折，结局迥异、天地之差。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要分辨真正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做一个大概的分析。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策略。这些著作，透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一定要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和成熟。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红军被迫长征。红军千难万苦，长征最后到达陕北延安。红军将士坚定地跟党走，用生命和鲜血写出了不朽的精神传奇。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多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革命理想高于天。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的武装，没有坚如磐石的政治信仰，就没有长征的坚持和胜利。

　　长征途中，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遵义会议后，1937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表了《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著作，是用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社会实际而写的，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批判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错误。从哲学上概括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基本经验，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用中国的语言和思维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以实践观点为基础、以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为核心、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基本原理，是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认识论根源的哲学著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矛盾论》中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系统论述了对立统一学说，从而完成了列宁曾在《哲学笔记》中说过的，“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是实现了“说明和发挥”任务的辩证法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系统分析了党内“左”和右的错误的思想根源。

　　毛泽东同志通过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完整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内在联系，为革命胜利找到正确方法。毛泽东思想趋于成熟。经过长期实践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革命的胜利，党和人民选择了毛泽东同志作为自己的领袖，选择了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为实现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建立新中国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又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尝试探索;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解决方法也不同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通过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性质、根源的分析得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不断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是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艰苦奋斗;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任务，艰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着力发展新时代协商民主

　　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巩固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必须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

　　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自成立以来，我们党一直主张团结合作、协商同盟，在丰富的实践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和政党制度理论。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认为，“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国家政治运行的“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我们党将“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作为人民民主的真谛，主张人民不仅仅是在投票时才享有民主，而要广泛参与民主政治实践全过程;不仅仅是在政治领域开展民主，还要延伸到社会领域。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正是“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并且是公开为着人民群众即生产者群众的利益而进行”。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持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

　　协商民主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在中国传统政治实践中，古代中国历代王朝为维持强大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在上倡导王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下则倡导士绅协商的辅助治理。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治国之道，既然“民惟邦本”，势必就要“君子参政”;既然讲求中和之道，势必就要维护利益主体的多元共存、思想观点的兼容并包;既然治国安邦以和谐为最高境界，势必就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协商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的深度结合，是我们党特有的理论实践优势。革命时期，协商民主与我们党的统战实践密切相关，是我们党对党外同盟力量政治整合的重要方式。建设时期，我们党始终秉持“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协商民主成为动员新中国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建设的重要途径。改革时期，我们党在政治协商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推动社会协商，不仅在民主政治理论中第一次提出“协商民主”概念，而且为协商民主的长效发展奠定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民主政治领域的重要实践。

　　协商民主是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部署。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协商民主理论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第一次将协商民主提升到人民民主的高度，将其界定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第一次将协商民主界定为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追求;第一次把民主协商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一起作为有序参与的重要环节;第一次系统规划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七种主要协商渠道，将协商民主全面嵌入党和国家治理的重大决策过程和日常治理过程。这些重大判断既是协商民主新时代新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根本方向。

　　新时代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重点

　　规范政治协商。“政治协商”中的“政治”二字不仅体现为党派、人民团体等协商主体的政治属性，而且更应在内容上聚焦凸显政治性议题，即人民政协应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或者容易引发重大政治问题的经济社会文化问题进行协商。

　　促进国策协商。政协在促进国策协商方面应当把握两个点。一是已有基本国策中有很多政策内涵要不断与时俱进。二是要根据国情演变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主动协商新的重大国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个领域有可能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需要研究并确立新的国策。

　　优化政策协商。政协要围绕具体政策决策、方案选择、财政安排展开政策协商，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政策协商应当贯穿政策决策、实施、反馈、评估全过程，在协商前、协商中、协商后三个阶段提出专业、精准、可操作的决策建议。确立合理的协商主体，充分彰显代表性，根据利益相关方原则，联系各方参与政策协商。确立合理的协商内容，充分发挥专委会对口联系政府部门的优势，跟踪政府部门政策决策热点难点，团结动员委员利用自身专业优势深度调研，形成协商提案。确立合理的协商日程安排、协商程序、协商步骤，配套建立专业化的知情明政机制、协调落实机制、办理反馈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将政策协商成果尽可能落实和反映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之中。

　　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专门机构的作用

　　加强党的领导。提升对政协协商工作的重视程度与领导力度，将政治协商作为重要程序在党委议事规则、政府工作规则以及党政干部任用条例等重要文件中加以明确。将协商贯穿于政协履职全过程，充分发挥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的作用。 扩充协商主体。根据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为增强政协委员的人民性、代表性，可适时适当扩大来自新兴社会阶层的委员比例，积极探索邀请吸纳农民工、非公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党外知识分子、民族宗教等群体的“非委员”人士参加相关协商活动。

　　创设观点交流新平台。对重大社会思潮、重要民生问题、不同观点意见，邀请相关群体的“非委员”人士，通过对话座谈、深度访谈、系统调研、参加政协活动等形式，推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体制内外良性互动。

　　建立协商联动机制。加强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联系，推荐委员参加政府部门召开的相关会议。完善制度、建立机制，推动人大通过政协征求立法修法意见和建议。组织人民团体参与特定问题的协商、考察、调研活动。建立和完善相关基层工作机制，下移工作重心，拓展基层服务。建立政协组织尤其是专委会与相关社会组织的联系机制，扩大社会组织参与政协协商活动的渠道。

　　确立各级政协协商重点。全国政协可进一步强化为促进社会团结、维护国家稳定而展开的政治协商，在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领域开展国策协商和政策协商。省级政协可着力于国家和地方重要公共政策决策协商，同时加强事关社会稳定的民生利益协调。市县级政协要联系不同利益诉求和意见观点的基层民意代表，围绕基层自治展开社会协商，对中央政策释疑解惑，准确反映基层社情民意。

　　丰富协商形式。开展专题协商，在决策之前和执行过程中开展充分的协商议政活动。推进对口协商，健全完善党政部门与专门委员会的对口协商制度。创新界别协商，构建界别与对口部门的常态化联系机制。强化提案办理协商，提高提案质量，提高办理水平，务求办理实效。此外，还应探索网络协商，建立完善网络协商的参与、对话机制。

　　完善协商规则程序。确立协商议事的立场明确原则、主持中立原则、机会均等原则、限时限次原则、充分辩论原则等。在协商过程中增加互动环节比重;在协商结果的报送、采纳、落实方面，形成责任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

　　培育传播协商文化。人民政协应当研究传播中华文明的协商共治传统、家国责任伦理、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与天下为公的政治情怀，积极营造平等、包容、理性的协商文化氛围。开展人文交流，向西方讲清楚中国民主政治的历史逻辑，讲清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明基因，讲清楚协商民主的中国传统。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