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当一个标准产品
今年高考刚放榜,7月7日一清早,我就收了条短信:“我女儿陶雨晴,已被香港浸会大学录取,应该是写作特长起了作用。老陶。”
老陶也是个记者,大约3年前,为了女儿念书的事,他曾找不少朋友咨询过。那会儿,老陶的妻子刚病故,女儿正值青春期,酷爱写作,喜欢看课外书,经常不交作业,老师也管不了。最后,学校逼着焦头烂额的老陶,要么带女儿看心理医生,要么休学回家。
收到短信后,我回了一条,祝贺他们父女俩在激烈的高考大战中获胜。
老陶很快回复道:“不能说胜利吧?只是在这个教育制度下挣扎而已,分数只有560,在对付高考方面只能算及格。我觉得有个问题值得探讨:孩子的天赋,到底有多少值得维护发展的价值,家长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和体制的矛盾。”
是啊,现在不知有多少孩子和家长,被这个问题困住、难住。
“一上学,就完了,她再也没有快乐过”
“我不是好人,别写我!”19岁的陶雨晴,大声嚷嚷着。我一下愣住了,这样拒绝采访的人,还真没见过。
“你怎么会不是好人呢?”我小心地追问。
她的一通话,又把我给噎住了:“我不是报纸上宣传的好人,我没救谁,也没捐过钱,采访我干吗?”
陶雨晴是个单眼皮的女孩,人长得挺瘦,胳膊细细的,头帘有些长,一低头,能盖住上眼皮。
老陶柔声相劝:“你是个好人。只不过,不是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而已。”
采访是在陶雨晴的房间里,屋里有张单人床、一张长条大书桌和书柜。桌上堆放着《梭罗集》、《史怀泽传》等书,书柜里没有一本关于高考的书,大部分是自然和生物方面的,像《人与虫》、《生命之科学》、《瓦尔登湖》、《昆虫记》、《纽约时报科学版》、《感觉的自然史》等等。在书桌前坐了一小会儿,陶雨晴就抱了本书,跑到客厅的沙发上看去了,撂下我和老陶。
谈话时,老陶时不时地要喊上一嗓子:“陶雨晴,这事我能说吗?”
“你说吧!”靠在沙发上看书的陶雨晴,不情愿地回一声,老陶这才接着往下讲。
说起陶雨晴最大的特点,老陶认为是好奇心重,有点语言天赋。
“小时候,就爱看书,老是抱本书跟在大人身后,嚷着给她念、念、念。认点字后,就自己看。每天晚上都得给她念故事,不念不睡,我困得不行,睁不开眼,她就来扒我的眼睛。”
再后来,老陶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认得那么多字。有一天,她抱了本《西游记》(简版)上幼儿园。阿姨看到很惊讶:这个你也能念?还行,念出来了。在幼儿园里,别的小孩表演唱歌跳舞,她表演认字。
“从小,她就喜欢动物,去农村的奶奶家,什么虫子都敢抓,连蛇也不怕。村里每次来卖小鸡的,她都缠着大人买。结果,一共抓回来59只。”陶雨晴还饲养过一只大肉虫子,看动画片时,就把虫子搁在沙发上,两个一起看。
“她读了不少生物方面的书,这方面的好多知识,我是跟她学的。”老陶给女儿看《小蝌蚪找妈妈》,陶雨晴说不科学,搞错了,妈妈找得不对。“青蛙的卵是一团团的,癞哈蟆的卵才是一条条的。”
有一天,女儿惊奇地告诉爸爸,她看见蚂蚁长了翅膀,从洞里飞出来,这叫“婚飞”,一年只有一天,所有的雄蚂蚁和候补的蚂蚁女王都飞出来交配。
“一上学,就完了,她再也没快乐过。”老陶讲。
好奇心强,是小孩的天性。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天分或特长,但绝大部分被家长和学校给干掉了,小芽还没长大就给掐掉。但有的小孩比较倔,顽强地生长着,老陶说自己的女儿就属于这种,不温顺。
到了小学,陶雨晴竟然成了“问题少年”。“和别的小孩玩不到一块,属于另类。上来脾气,什么都不怕。我呢,从她上小学开始,就不断地被叫到学校。一听老师来电话,心就‘突突突’地跳,反正没啥好事。”
有一回,校长把老陶给叫去了。那天早上,学校做广播体操,说是陶雨晴跑到前边的台子上,把领操的老师给推下去了,这还了得?校长问:你为什么这么做?没想到,小姑娘是这样回答的:冬天早上这么冷,你们不让我们穿外套,可老师为什么就能穿着羽绒服在上边领操?
最让老师头疼的,是陶雨晴不交作业、不听课。有一次,老师实在气得不行,又叫老陶:你来,在窗外看她!“我站在窗外,确实是,别的同学都在听课,她在下边偷偷看课外书。”
老陶分析道,主要矛盾就是时间问题。学校希望学生啥也别干,一心一意学习,奔了中考奔高考。一天差不多12个小时,全上课、写作业,没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
“陶雨晴喜欢生物,喜欢写作,她在这上头花费太多时间。别的孩子背一个书包,她等于背俩。别的小孩放学后,该玩的玩去了,她把时间用来看课外书、写东西、上网。好多书都是她自己买的,有几书柜。我家光《昆虫记》就买了几个版本,有一套15本,她都看了。她的阅读量,比我大。”
“应该说,老师没做错什么,是按学校规定做的。”老陶始终这么认为。知道陶雨晴有点天分,老师甚至对她还有些照顾。“在小学,到后来,校长也挺无奈地说过:陶雨晴这孩子,只要她不影响别人,不要管她!”
学校下了最后通牒:要么领孩子去做心理咨询,要么休学走人!
上了初中,闹腾得更厉害,女儿跟老师的矛盾更大,加上家离学校近,老陶被叫到学校的次数更多了。主要是作业问题,还有几次是打架。
“现在的老师有升学压力,没有办法管学生有没有特长,只管你守不守纪律。”老陶说。像初中,每天有几项指标:交没交作业、听不听课、迟不迟到、上课说不说话、打不打架等等,由班干部每天填,陶雨晴就属于经常被填上的主儿。
“我就怕开家长会。”老陶每次硬着头皮去,常常有对不住老师的感觉。有回开期末家长会,老师统计说,有一门课,全班除陶雨晴以外的其他人加起来一共少交8次作业,陶雨晴一人少交28次。
老师都这么跟老陶说:“也就是你家这孩子吧,要是换了别人,早就开除了。”
“嗨,其实也没太大的事,跟学校、老师的主要矛盾,还是她不能做她喜欢的事,人就烦躁、发脾气、对着干。但是反过来说,要是没一股子倔劲儿,她写东西,也坚持不下来。”
“越是临近中考,人越是烦躁,压力也大,小孩脾气都火暴火暴的,跟班里同学动不动就有矛盾,干架。”
听她爸说起打架的事,陶雨晴从客厅冲进屋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大声说:“不对!是他把椅子朝我扔过来,可老师却让我向他道歉,凭什么啊?”跟她打架的男孩,长得又高又大,说是全班没一人敢惹。
说完打架的事,陶雨晴又气呼呼地说:“我们学校也分好班和差班,老师让已经毕业的学生回来讲学习经验,给好班请的,都是考上北大、清华的人,给我们找的,都是上语言学院之类的。这就是把人分了等级,凭什么呀!”
“她老提这事,觉得不公道。”老陶坐在一旁讲。“咱们这个教育制度不公平,大家交的学费是一样的,但学校把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资源,都用在好学生身上了。”
提及最不喜欢学校的地方,陶雨晴一口气说道:只看分数,不尊重人,不尊重人的欲望,不尊重人的个性。让所有的人都一致化,用严厉的标准把你卡在一个小盒子里,还说是为你好。“在学校的网吧里,骂老师的帖子特多,上去一看,你就知道学生心里想的是什么。跟学校教的那套,完全不一回事。”
老陶的观察是:学校的思想教育,是让小孩虚伪化的过程,好多道德标准要求很高,根本就做不到。教育者假装在教育别人,被教育者也假装在听,大家都心照不宣。心里想的跟表现出来的完全不一样。而陶雨晴呢,就属于虚伪化过程没完成,不太成功的,所以,她才处处碰壁,较劲儿。“她的痛苦在于,不想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想什么就表现出什么。也许有的学生想得比她还严重,但人家不表现出来,表面上规规矩矩的。”
“别人都能顺从,你也就随大流呗?”我问陶雨晴。
“可我心里不舒服。”
私底下,她们同学也都讨厌虚伪的人,讨厌一本正经、装模作样的人。“你猜我们怎么说:莫装逼,装逼遭雷劈!”话音未落,我和老陶全乐了。
“这话虽不好听,但精辟!在我价值观形成时,我觉得许多学校里教我的东西是错的,我不能接受,但我又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也迎合学校教的那套,有时候又批判它。人很烦,很偏执。”
停了一会儿,陶雨晴面无表情地补充了一句:“我不喜欢过去的我。”
曾有老师让老陶保证,一定要孩子这样那样,否则就别来学校。“我可以保证我自己怎么样,不能保证别人,虽然她是我女儿,可也是别人啊。”
直到现在,老陶也觉得:老师的话要听,但也不能全听。因为老师对待学生全是一样,而家长知道自己孩子是啥个性。“像陶雨晴这种孩子,逼急了,弄崩了,出了事怎么办?我可不想冒那个险。强迫孩子老老实实听话,考个高分,结果把孩子心理弄扭曲了,精神不健康,划不来。”
折腾得最厉害的时候,学校把老陶叫去,下了最后通牒:要么领孩子去做心理咨询,要么休学走人!被逼无奈,老陶只好领着小陶,四处找人咨询。爷俩跑了不少地方,可都说孩子没毛病,正常。
有一回,他们去北京的一家医院,特意找了一位有名的心理专家瞧病。忙活了半天,老专家也说孩子没事。“我说,学校说有病,他们还说了,要是医生说没病,就给开个证明。老专家一听就火了:这有病没病的,是我说了算,还是他们说了算?有病我开证明,没病我开哪门子证明?这是我的电话,叫他们直接打电话找我!”
“到底是谁疯了?”那段日子,老陶心灵饱受煎熬,小陶心情也坏到了极点,她读了大量的李贺的诗。
李贺是一位中唐诗人,因为不能参加科举,他也就断了仕途,做官顶多做到九品。前程黯淡、贫病交困的李贺只活到27岁,被后人称为“诗中鬼”。陶雨晴说李贺的好多诗,写得够惨,够吓人。“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衣如飞鹑马如狗,临歧击剑生铜吼。”她对李贺的评价是:文字是癫狂的,是大气到恐怖的,甚至是一种病态的梦幻。他很擅长描写这种心理,悲凉、无奈、空虚,还有几分愤慨。
“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很坏,处处碰壁。”到底情绪糟到啥程度,会让一个花季少女,跟那个一千多年前失意落魄、抑郁而终的短命诗人,心境相通,惺惺相惜呢?
“唉,总算都结束了!自打上学后,她就没高兴过,我也是受尽折磨。陪她上一回学,赶上我读8回了!”老陶感叹道。
“我就是个投降派!”
“我总是抑制不住自己写作的冲动。”陶雨晴说。
女儿写的东西,有些给老陶看,有些不给,偷偷发在网上。她在一些科普类的网上论坛里小有名气,也花费了不少时间。对此,老陶表示理解和支持。“这多少让她心里平衡些,因为在学校,很少能跟同学交流、讨论这些东西。”
中考完的暑假里,陶雨晴写了一篇文章,叫《永州之野》。老陶看了,觉得奇怪:“这是我孩子写的吗?”拿给当记者的朋友们看,大家也都挺惊讶:这哪像个初中生写的,文字这么老道。大家都鼓励她参加“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结果,得了个一等奖。
获奖后,小陶挺高兴的,把荣誉证书拿到了学校。班上有个体育生,看了后怪稀奇。“唉呀!这是全国的奖啊!”他带着小陶和一大帮同学,浩浩荡荡开到老师办公室,问老师:这个高考能加分不?老师瞅了一眼说:不能!这个东西不行。一群人只好悻悻地回去了。
陶雨晴出过一本书——《窃蛋龙的千古奇冤》,里边收集了42篇她写的科普文章。看她书里的小标题,挺有趣:《北京害虫排行榜》、《小孩子为什么喜欢恐龙》、《无毒不世界》、《写金丝猴的作家还吃野生动物吗》。书的扉页上有一段介绍文字:“与许多作文写得好的孩子不同的是,陶雨晴是一个有着博物学家潜质的写作者,她对大自然特别是生物有痴迷般的兴趣和十分丰富的知识。”书印了1万册,老陶刚刚问过,现在还剩下1300本。
“出书了,没送给你们语文老师?”我问。
“送了,但她没时间看。每回上课,老师都说整天多忙呵!多累呵!光那些作业本,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啦。”
说起上语文课,小陶来劲儿了。她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一些好文章,老师却没有讲好。“像《藤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写得多好呵,文字多么光彩夺目,如果讲得很悲惨,那文章的美感,全给糟践了。”
老陶的解释是:“现在的老师为了应付考试,不是教会学生欣赏,而是把文章剁碎了,从里边找分。”
还有一回,课上讲郦道元的《水经注》,文中有一句:“夏水襄陵,沿溯阻绝。”课堂上的解释是,因为发大水,航道断了,船行受阻。但陶雨晴认为不是,水越大,船越好走,江里头所有阻碍行船的东西都没有了,这样船才能“朝发白帝,暮到江陵”。课上,她就跟老师辩。
老陶对老师深表同情。“一个班上,假如有几个像她这种孩子,就乱套了,课就没法上了。为了高考,只能是老师说什么,学生听什么,叫你背哪儿,你就背哪儿。辩什么辩,谁有工夫跟你扯这些?高考一完,学生走人,老师了事。”
“真没见过像你家这种孩子的,她提的一些问题,都不是她这个年龄段该问的。”老师对陶雨晴感到头痛时这么说。
高二时换班主任,新换的老师对陶雨晴挺重视,特意到老陶家做工作。
“想招安她,答应让她当班干部,但人家就是不干,我觉得也不靠谱儿。”老陶笑着说。
“与其招她当班干部,不如多夸她几句呗。”我说。
“作业都不交,夸啥?”“总有长处,比如她作文好。”
“作文好,但她不按要求写,跟高考没关系,就是没用。”平常还行,到了高考,老师得考虑分数,不再给她“创作自由”,因此产生了冲突。
老陶一度挺矛盾:凭这孩子的智力,如果把她的特长、兴趣拼命给压下去,写作放下来,让她一门心思奔高考,死抠教科书,肯定也能考出高分来。“但是她不干,我也不忍心。”
“我就是个投降派!”老陶这么说自己。肯不肯跟现在的教育制度妥协?虽然痛苦挣扎过,但他说自己还是投降了。“应该说,好多小孩都不适应这种教育制度,但最后都服了,怎么办呢?你改变不了环境,就只能改变自己呗!”
老陶的政策是,大学还是要上的,上了大学就行了,哪怕二本也行。但陶雨晴不想上大学,高中最后一个学期期末考试,只考了346分。
老师劝她:你的潜力大,只要听我的,好好学,我保证你考上二本。但陶雨晴的倔劲儿又上来了,很愤怒:二本坚决不上!结果只考出500分,就是个二本,她要求复读。
“我俩达成默契,就是一起应付高考”
也许觉得吃饭时的聊天,算不上是采访,所以一块吃晚饭时,陶雨晴变得放松而健谈,尤其是聊到她喜欢的话题,更是眉飞色舞,完全是一个爱说爱笑的小姑娘。
饭桌上,我俩面对面地坐着,随意聊。“从小学到现在,哪段时间比较快活?”她想了一下,很快地答道:“复读。”“为啥?”
“在家读呗!”老陶抢先说,自己又忍不住乐了。
陶雨晴复读了一年,上半年在学校,下半年在家学,老陶给请了俩家教。时间安排得比较宽松,每天最多学6个小时,其余时间可以干别的。陶雨晴说比较喜欢家教老师,因为不老跟她提考试的事。
“我把从动画片里得到的思想和感悟,跟文综家教老师说,他也喜欢动画片,是首师大学生,正读大三。他有高考经验,我俩达成默契,就是一起应付高考。”
“今年高考作文《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你咋写的?”
“早忘了。”考试前,陶雨晴准备了一套东西,不管什么作文题,都可以套进去,能引申上去。
“这也是她应付高考练出的本事,哈哈哈……”说起这,老陶得意地大笑,“这次她又用了这个,得分还不低呢。语文一共考了123分,作文分肯定不少。”
一考完,爷俩就把有关高考的书全卖了,差不多有100公斤。陶雨晴说自己还举行了一个仪式,拿出其中一本,烧掉。
“哪本?”
“讲高考状元的那本。”
“你不跟高分同学玩?”
“他们无趣,没意思。”“如果让你选,最想干啥?”
“当个专栏作家。”
“你读过郭敬明的小说吗?”
“不喜欢,超自恋,小家子气。我挺喜欢王小波的杂文,也读过韩寒的。”
“你追过星吗?有没有特崇拜的人?”“没有。”“利奥波德啊。”她爸提醒了一句。
奥尔多·利奥波德是个美国人,写过的最有名的书叫《沙乡年鉴》,也有翻译成《沙乡日记》的。这书被认为是“自然史文献中的经典”、“环保主义者的圣经”。谈起利奥波德,老陶也说,小陶也说。
“这个人很有学问。”女儿讲。
“这本书很好看,比《瓦尔登湖》好看。”当爹的补充道。
“不光是文笔好,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土地伦理观,说环保不仅是财富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小陶如此概括。
跟陶雨晴聊天儿,话题是天马行空。一会儿谈到拳王阿里的基因,一会儿扯到郭德纲的相声,再一会儿又蹦到网络新词上,什么“绿坝娘”
聊起动画片时,陶雨晴的兴致更大了,几乎都她一人在说,老陶插不上话。她把胳膊支在饭桌上,脸跟我凑得更近了。我问她看不看国产动画片?陶雨晴头一甩,说道:“基本上不看。”
“为啥?”“虚假、说教、不好玩。”
中国的童话,陶雨晴评价最高的是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她还说自己的好多价值观,是从动画片里得来的。咦,我有了兴趣,赶紧问她都有啥价值观。
“就是人性的解放,人与人要平等,我们都是一样的,而且人要有理性。”
“什么是理性?”“就是要讲道理,也要听别人说话。”
“我还是给你说动画片吧,我最喜欢的是《海贼王》。它是日本最好的动漫之一,都连载11年了,很好玩的。一般人都知道日本人有武士道精神,但这部片子,除了回忆外,里边没死一个人,完全是人性化的。它说,人要活得快活,人要好好地活下去;不要被谁束缚,不要被什么东西束缚;人性不能被信仰禁锢,不能被制度禁锢,我觉得这就是人性的解放。”
她还为《海贼王》填过一首词,其中有这么几句:青锋在手欲称王,少年心,自轻狂。海阔万里任我航,砺风雨,浴雪霜,水天一色唯见鸟飞翔。
不知怎么扯到了《中国少儿英雄传》,这是陶雨晴上小学时,学校推荐读的一本书。“那里头有一大堆小孩,受伤最轻的是被轧掉一只手、一只脚,其他差不多都死了。有救火的时候被烧死的,有不让别人偷辣椒给打死的,反正死的死,残的残,我看了心里不好受。”
接着,她又说道:“生命是最宝贵的,应该尊重生命,不能一味地鼓励和歌颂牺牲,这是不人道的。”
陶雨晴出的那本书的序,是她自己写的,叫《生命的韧度》,通篇讲的都是各种伤残动物顽强求生的故事。她在文中强调的是:“生命永远是神奇的,生命永远是顽强的,生命永远想活下去,生命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原来以为打不开的门,开了”
“高考是不是疯了?”
老陶从网上下载了个帖子《“决战高考百日誓师”班级誓词大全》,看罢,他这么问。
老陶的朋友给他支招儿:你闺女不适合咱国内的教育,让她出去。可是,陶雨晴喜欢的是中文写作,总不能跑美国学中文吧。“去香港啊!”朋友说,“人家的大学比咱的活泛,没准她的写作特长能管用,说不定还能破格录取呢。”
去年,老陶父女也试着参加了北京一所大学的自主招生。“那也得考,参加学校自己组织的面试、笔试,也是按分录,分低还是进不去。本来招的是特长生,你又要求考高分,这不是扯吗?”那所学校只招60多人,陶雨晴的考试成绩排到了100多名,没戏。
高考要填志愿,老陶上网查了半天,最后选中了香港浸会大学。据说这所大学,在香港排名第五,而且重视文学创作。但去年,人家在北京的文科平均录取线是628分。
在网上报名时,老陶把陶雨晴出版过的书、得过的奖全填上了。陶雨晴今年考了560分,只超过一本线28分。像北京的学校,她只敢报中央民族大学。
没料到,香港浸会大学来了面试通知。去面试时,爷俩也没敢抱多大希望,因为内地有3000多号人报名,录取名额只有140个。
面试地点是在北大。老陶说纯粹是去撞大运的,反正碰壁都碰习惯了,面试前也没做什么准备,挺放松的。别的孩子面试一会儿就出来了,陶雨晴一人在里头待了半个多钟头。出来后,老陶问都面试些啥?小陶说是随便聊,比如,她谈了自己的观点:人的欲望不能被压抑。问她为什么想上浸大,说是想换个环境。问读过《论语》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没看过。问是哪篇文章获奖了,她就把书送给了面试官。聊得多的,还是文学方面的话题。
面试一完,爷俩就去逛万圣书园。又没想到,才隔了一天,浸大就来电话,说陶雨晴被录取了,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问是否愿意。
“能不愿意吗?从小学到现在,她一直受压抑,从没高兴过。这次拿到浸大通知书,是她自上学以来最高兴的事了。尤其是她的写作,能够被人承认,这点,最让她感到愉快。”
毕竟,陶雨晴分数挺低,真上了浸大,学习上会不会有压力?小陶讲不会。“再枯燥的知识,只要它是知识,我就不怕,逻辑学也是很美的。但问题是,高考学的知识,好多是假知识。真的知识,有道理之美,简洁之美。”
“嘿,总算熬出头了!”老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们爷俩,从来没这么开心过,心里不再别扭了,痛快!”
几天后,我收到老陶发来的一封邮件,谈了他的“一点想法”。虽然只有几百字,但我反复读了好多遍,越读心里越酸:
“我觉得,中国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利用教育绑架人的思想,劫持我们的孩子也就是(劫持)未来。高考使几乎所有人都很难受甚至是痛苦,只有那些卖辅导材料和在这方面有权力的人例外。
“在这种制度下,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受益者。他们没有培养出信徒,只是把有良知的孩子培养成反对者,把没有良知的孩子培养成伪君子。
“我们不能指望真正的教育改革,只能自己去适应和应付环境……事实告诉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跟着高考走,否则你的孩子不能进人大学的门,我们不能说朝另一个方向走,但是可以不那么使劲地往前冲,而且照顾一下孩子的实际情况。对于这个制度,我们把腰弯下90度,但是没有五体投地地膜拜。说白了,就是豁出去不上名牌大学,给孩子留一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欢乐和个性。
“陶雨晴的经历,实际上就是在这么一条路上挣扎的过程。
“这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但是有点倔,有点自己的爱好,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下来了……这就是陶雨晴的大学。不是一个成功者的故事,更不是一个天分很高的精英的故事,而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高考轧路机下面的小草的经历。在她的经历中,没有人有什么错,学校、老师都没有,甚至对她比一般学生还要宽容一些。而值得重视的是,为什么在学校、老师都没有什么错误的情况下,学生这样地不快乐。
“至于浸大的录取……可以作为一个相声中的包袱,原来以为打不开的门,开了。”
2009-07-22 中国青年报记者 董月玲
拒绝当一个标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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