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读书感悟心得

乌合之众读书感悟心得篇1

乌合之众是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的名著，初次出版于1895年。该书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群体的诸种特点及其成因。全书分为三卷，依次分析了“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群体的意见”，“群体领袖”等，深入透视了社会服从和过度服从、趣味单一、群众的反叛、大众文化、受别人支配的自我、群众户外、人的自我异化、官僚化过程、以及无意识在社会行为中的作用。

这部著作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曾评价说：“勒庞的这本书是当之无愧的名著，他极为精致地描述了群众心态。”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评价说：“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中，最有影响者，非勒庞的《乌合之众》莫属。”社会学家墨顿评价?：“勒庞这本书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是群体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文献。”与任何学术著作一样，该书也有其局限性，如作者因群体的非理性性质和表现而对它持鄙视和恐惧的态度。

他说：“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礼貌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但同时他又认为群体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因而是世界潮流的引领者。但这种内在矛盾并未减损其思想学术价值，而是为之后者开启了更深入研究的空间。这部著作对于我们这天认识和研究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好处。

乌合之众读书感悟心得篇2

《乌合之众》这本书是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必读书目，上大学就是老师们推荐书目的必读经典书目之一，后来读了新闻学专业研究生对它的认识更加深刻。

本书作者勒庞是个保守派社会精英，在一百多年前的法国他反对传统的国家主义，反对新兴的集体主义，推崇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生活在法国革命不断的年代里，经历过巴黎公社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等历史时期，亲眼目睹了法国民众在传统的信仰与权威崩塌后，在近乎宗教般的革命激情中，退化成一群野蛮、善变、极端的原始人，在少数人的怂恿下，民众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骇人听闻的暴行，事后却要求爱国主义的荣誉勋章。是勒庞创作乌合之众的社会基础，他在《乌合之众》中总结道：民众缺乏理性，依赖于信仰与权威的引导，用想象来判断，模仿他人行为，简而言之，民众是盲从的。这本书所讲的群体心理学理论奠定了社会心理学的基础。

在现代信息化社会，我们往往能找到同感，也有“乌合之众”存在，盲目从众无助无处不在。

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心理学，了解是什么让我们盲从，如何克服盲从，从而确保一个稳定发展的幸福未来。

乌合之众读书感悟心得篇3

早就听说《乌合之众》是群体心理学必看之书，而它的作者法国人古斯诺夫.勒庞也成为研究大众心理学的笔祖级人物，著作出版于1895年，一百多年前的研究成果至今还在被学习、被引用，还在各个领域各个群体事件中看得见其理论，真不愧是经典之作。书的核心论点就是：群体具有强大的破环力，群体是短视的、无意识的，会受着暗示、传染的影响。而个人在群体中受到催眠，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和辨别力，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低下、且极易冲动的生物。

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_民主进程的原因：即传统宗教、政治及社会信仰的毁灭和技术发明给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变，使群众作为一种民主力量崛起。

_个体在群体的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会突然爆发。

_领袖煽动信众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手法：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物。

_大凡能成就大业的领袖人物，他最重要的品质不是博学多识，而是必须“具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即使在已经铸成大错、思想的荒谬已经暴露无疑时，也不会动摇他的信念。

_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

_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为都有传染性。

_心理群体中的个人会像受到催眠一样，他不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意识的人格消失得无影无踪，意志和辨别力也不复存在。

_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

_群体可以杀人放火，不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

_群体并不进行推理，它对观念或是全盘接受、或是完全拒绝;对它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彻底征服它的理解力，并且使它倾向于立刻变成行为。

乌合之众读书感悟心得篇4

1985年4月23日，可口可乐首位外籍CEO古巴人郭思达在纽约宣布，可口可乐更改其行销99年的饮料配方，以新可乐取代老可乐。此举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浪潮。老对手百事可乐在一旁坐收渔利、乐不可支。至6月底，新可乐的销量仍未见起色，可口可乐被迫向市场屈服，宣布恢复老配方的生产。管理层并未全盘放弃新可乐，但这个新配方的产品(后更名为“可乐Ⅱ”)在5年后终因缺少购买而消亡。可口可乐更改配方被《纽约时报》称为“美国商界一百年来最重大的失误之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对公众情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万科董事长王石作为一位资深职业经理人，应对这次四川大地震，也犯下了类似的错误。他在博客里写道，“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以及“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慈善成为负担”。这些个人言论同样引发了公众的抗议浪潮，并严重影响到公司品牌形象、股价和产品(房地产)的销售预期。

平心而论，王石的言论本身在立论上是站得住脚的，甚至堪称理性，与巨大天灾面前全社会普遍情绪化的反应相比显得难能可贵地清醒。但问题出在，王石混淆了他三项不同身份之间的界限。

他有哪三项身份呢?

首先当然是上述职业经理人的身份，王石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房地产职业经理人” ，他也一向以此为傲;其次是万科品牌代言人，王石最广为人知的个人爱好是登山，他把这项个人爱好与万科的企业精神成功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万科事实上的形象代言人，以奥运火炬在鹏城传递的相关报道为例，不少报道都提到“万科董事长曾登顶珠峰的王石传递火炬”_，可见万科、王石、登山这三者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联结，并直接关系到万科的品牌形象;第三是意见领袖，这一重角色是基于前二者所带来的话语权优势而次生的，通过公开场合言论及个人博客等方式发挥社会影响力并营造其个人形象(进而强化企业形象)，亦经常间接为其职业经理人身份及企业利益服务(如：“楼市拐点论”、“楼市无垄断论”等)。

我们知道，一个企业的品牌价值是动态的，处于不断被评价、不断被重新估值的过程之中。成熟的企业应该避免主动惹起争议、波及企业形象，致使品牌价值受损。上述可口可乐改变配方引起的品牌危机就是一次典型的“无事生非”。而职业经理人的基本要求是忠诚勤勉、任事谨慎，凡事以企业利益为先，切忌因个人行为对企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因此，如果王石仅仅具有意见领袖的身份，他发表以上言论并无不当;但正因为他的三项身份密不可分(尤其第三重身份源自前两项)，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机，他说这些话之前，更应该对公众情感的走向及可能激发的反应进行必要的评估和正确的体认，以免因个人“理性的狂热”激起众怒、殃及企业。可惜的是，王石理应具有的职业操守却未能战胜个人言说、表态的冲动，甚至还试图挟一己企业员工之众、共同挑战社会公意(虽然这种公意不一定是明智的)，俨然在以卵击石。(其实，万科捐200万为限、员工捐10元为限，本可以静悄悄地去做，完全不必酿出这样一场轩然大波。)另外还一种可能，王石表面上是以意见领袖身份提供独立见解，其实却是在制造逆向营销，因为宣布巨额捐款的企业太多，非此不足以标新立异。那么从后果来看，他显然是误判并失败了。不论如何，在此次风波中，出风头与愚蠢，王石的表现二者兼具。

相比较而言，神舟电脑董事长吴海军“内部字条”“流出”事件(字条批示“希望没有向灾区捐款的员工离职”，甚至“还骂捐了款仍有怨言的员工是混蛋”)，虽然同样引起争议，但吴海军对公众情感的判读明显比王石精准。虽然王石的言论看起来更加理性、立意更长远，吴海军的批示则已经触及了我国劳动法律法规的底线，但王石的“卖直”在舆论及公众反应上却输给了吴海军的“血性”。

依照勒庞《乌合之众》一书对群体心理的分析，“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引领还是对抗群体感情的狂暴，就成了个人英雄表演成败的关键。意见领袖也许可以采取与公众为敌的招人厌憎的先知姿态，职业经理人却不可以，因为他首先必须对企业负责;品牌形象代言人更不可因个人的言辞鲁莽而拖累企业。这一次，王石以一项身份进行的表达却触犯了另两项(更重要的)身份的禁条，可谓是彻底栽了个跟斗。

可口可乐更换百年配方之前经过了数年的客户调查和大规模的口味测试，因此事后分析认为“口味测试出卖了可口可乐”，换言之，可口可乐犯下的是可以原谅的错误，而郭思达也以迅速的改弦易辙来化解这场信任危机。与之相比，王石此次错误则属纯粹的个人行为，我们可称之为“不自量力的傲慢”。既然大错已铸成，王石更应该向郭思达学习，本着对企业和股东负责的职业精神，向“群体感情的狂暴”低头，谦卑而诚恳地进行危机公关，以求化解此次无端惹出的风波。若非如此，适合王石干的，恐怕不是万科董事长的职位，而是南方报系的时评撰稿人。

乌合之众读书感悟心得篇5

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学者勒庞是个保守派社会精英，他反对传统的国家主义，反对新兴的集体主义，推崇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他生活在法国革命不断的年代里，经历过巴黎公社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等历史时期，亲眼目睹了法国民众在传统的信仰与权威崩塌后，在近乎宗教般的革命激情中，退化成一群野蛮、善变、极端的原始人，在少数人的怂恿下，民众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骇人听闻的暴行，事后却要求爱国主义的荣誉勋章。于是，勒庞在他的传世名作《乌合之众》中总结道：民众缺乏理性，依赖于信仰与权威的引导，用想象来判断，模仿他人行为，简而言之，民众是盲从的。

很不幸，我们也是“乌合之众”，我们也会盲从。全球化信息化的年代里，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与全球化的信息爆炸使我们愈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而开始追求信仰的庇护和权威的支持，两者共同的结果，就是解释古典人生哲学的于丹教授的走红。

《地球是平的》一书预见了一个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未来。我以为，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政府将失去左右舆论的能力，民众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民主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同时，国际间竞争使政府必须拥有更高的效率，民众必须赋予政府更多权力，集中也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将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权威民主双向加强的模式，即民众选出强力领袖，由他来行使巨大的权力。这一切，正如勒庞所言。

勒庞曾预言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必将是艰苦的过程，也曾预言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必将迎来更加极权的专制。他的“乌合之众”心理学认为：民众为了追求幸福，会愿意牺牲自由，追随强力领袖，赋予他绝对权力，并为他所宣扬的理想牺牲一切。令人不安的是，这个片面的观点得到了历史的有力映证——二战、“”——民众哪一次不盲从?哪一次不为疯狂的理想而疯狂地杀人?

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心理学，了解是什么让我们盲从，如何克服盲从，从而确保一个稳定发展的幸福未来。

在连续读了佛洛伊德批判继承勒庞思想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和当代学者写的讨论群体盲从行为的《影响力》以及一些研究催眠术的书籍后，我倾向于用“催眠”与“同步”(synchronization)理论来解释“乌合之众”的盲从。

“催眠”是指个人意志被他人意志所战胜和控制。强大的群体意志战胜和取代了个人意志，个人被群体催眠了。(前面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催眠的文章了，所以这里就不细谈了)

无论是否被催眠，人都有模仿他人的倾向，心理学上称之为“同步”。由于人天生都是自恋的，所以爱屋及乌，会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即“认同”。为了让其他人喜欢自己，以便搞好关系实现合作，人会模仿其他人，即“求同”。“认同”与“求同”合并在一起，就是一种“同步”，它仿佛是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写入自己DNA里的基础核心程序，是一种不是本能的本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代律法正是对这一本能的总结。别人馈赠我，我就回赠他;别人攻击我，我就回击他。商家就很懂得利用“同步”赚钱，超市里那些免费品尝的甜点，在“同步”作用的帮助下，总是能让消费者乖乖地买下自己本不必买的东西。此外，销售人员千方百计地与消费者套近乎，也正是为了博取一种“同步”。

乌合之众的盲从，正是“催眠”与“同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催眠使我们变成了盲目之辈，而极端强化了“同步”效应，使得我们不受理性与道德的约束，做出不可理解的事情来。“自信”是抑制“催眠”的良方，“谨慎”是把握“同步”分寸的要领。希望大家能在生活中经常提醒自己，不盲从，不随波逐流，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自我。

PS，谈点关于“同步”的题外话。

在与人交谈时，模仿对方的表达方式，如语气、姿势、词汇、节奏等，通常可以达到更好的沟通效果。所以，与父母沟通时要用家长的方式，与孩子沟通时要用孩子的方式，一旦反串，结果就很糟糕。多数时候父母与子女的沟通不畅，就是因为彼此都坚持自己的方式，而不愿意主动与对方“同步”。

人不只与他人同步，还努力实现与自身的“同步”，即前后一致性。因此，先问两个问题，让对方做出“肯定”回答后，再提一个过分的要求时，对方会很难拒绝。

“同步”也有副作用。如街头有人需要救助时，由于过路人都不知情，因此，他们只会观望他人行为，以期用“同步”来避免犯错。如果其他人都无动于衷，则人们也会“同步”这种无动于衷，结果便是一种“社会人情淡漠”的假象。针对这种现象，求助者只需指定一个帮助者，道明原因，并指明要求帮助的内容，使对方开始行动，便会帮你赢得更多人的“同步”协助了。

乌合之众读书感悟心得篇6

“躲猫猫”、“打酱油”、“70码”、“人肉搜索”... ...这类事件如今已成为热门甚至是流行词汇。在这些词汇的背后，积蓄着巨大的公众情绪的力量。公众情绪古已有之，只要有群体存在，就会有这样的情绪力量在民间不停流淌。这里的“群体”一词不只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人，而是心理学上的定义——即在某些既定条件下，并且也只有在这些条件的下一群人。这样积聚成群的人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感情与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形成了群体心理。对于公众——这个庞大的群体，则形成了集体式的公众情绪。近10年间，国内的公众情绪力量悄然兴起，并且难以遏制地呈喷涌趋势发展，成为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2001至2003年间，是中国发展阶段的一个特殊时刻：申奥申博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彻底打开国门，两代领导人之间的权利交接，突然到来的SARS危机，... ...这些并存的因素，都使得中国社会得到暂时性的气氛松动。而互联网业在经过2001年的洗礼和蛰伏之后重入成长轨道并且发展呈狂飙突进态势，这为信息的传播和言论提供了宽广的平台。人们似乎发现了一种强大的公众情绪凝聚的可能性，及其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可以对抗无处不在的政治权力。

公众情绪力量的最初最集大成者的体现可以说是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这个广州大学生莫名其妙地在收容所中葬送性命。许志永律师凭借着公众情绪的支持和媒体的力量，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了，孙志刚事件也成为了中国法治历史的里程碑。这是媒体和公众力量挑战长期行政法规的典范。今年的“躲猫猫”事件，“70码”事件，“邓玉娇”事件等等，正是由于公众的持续关注与公众情绪的反应强烈，对相关部门造成一定压力，使得相关机构从最初的遮遮掩掩到最后不得不正面回应，这对事件的调查有着正面影响。公众情绪正以自己的方式展现着力量。

但是，在公共诉求胜利的表面下，我们也不应盲目乐观。我们所要注意的问题是：任何力量的过度放大，都会模糊背后的真实。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震惊世界，危难时刻中国社会各界掀起赈灾热潮。身处国外的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得知汶川地震的事情之后，在地震当日当即做出万科捐款220万的决定。而此举被认为是“抠门”，引来网络上一片骂声。5月15日王石在博客中为自己辩护，反而是被看做越辩越黑，加之媒体的断章取义的报道，遭来公众的漫骂谴责，万科遭遇了企业内的8级地震。最后王石不得不向公众道歉，“捐款门”事件才告一段落。

就笔者看来，如果一定要说王石真的做错什么了的话，那就是：在公众情绪处于高度敏感时，当感性成为公众情感主流时，企业家，这些理性逻辑的信徒刺痛了公众敏感脆弱的心。他对自我财富的捍卫，在公众眼中显得是那么可恶。勒庞曾经说过：“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当公众情绪遭遇商业理性，王石触犯了众怒，可以说彻底栽了个跟头。公众——这个庞大的群体对这一事件普遍的恶评和讨伐，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这样的声音的出现，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 ...

根据勒庞在《乌合之众》中的观点，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情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情普遍化。此外在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以被风吹到无论什么地方个人没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而造成组织化群体这一特征的原因，勒庞在群体心理学著作《乌合之众》中将之归结为三点：

首先，群体的普遍性格特征受无意识支配。“人们在智力上差异巨大，但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无意识的深层结构中，包含着时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它们构成了一个种族先天的禀性。笔者认为，中国人的公众情绪中经常混杂着自卑与自大。这种现状的产生与中国在过去150年所遭受的屈辱相关，与十年动乱有关，与1989年之后中国所陷入的外交孤立状态有关，也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狂飙发展所导致的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思想发展中出现大量断层有关... ...这些都对种族的无意识构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中，还暴露出了中国社会地壳底层的一股愤怒的力量。这股力量包括了“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基础秩序薄弱”、“生存压力巨大”、“草根群体挑战精英群体”... ...这些种.种元素组合构成了公众的无意识结构，最终在公众情绪膨胀之时彻底彻底喷涌而出。

其次是由传染现象导致。这对公众情绪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同时还决定着它所接受的倾向。传染虽然是一种容易确定其是否存在的现象，却很难解释清楚。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这种特点在互联网中表现地异常明显。网络上的声音无碍乎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激进的情绪极端主义者，而另一类则是冷静的理性主义者。情绪极端者的言论往往能吸引到更多的眼球，因而他们的言论受到越来越多的鼓励和追捧，他们的声音也日益响亮，声势日益浩大。而那些理性的声音则淹没在了其中。而那些中立者则受到了情绪的传染，情绪极端者的队伍越发庞大。互联网上最“鼓励”那种情绪极端主义者的非黑即白的争吵，在抽象的、激烈的情绪传染中，基本的真相被掩盖了。例如2008年5月前后热议的“抵制家乐福”事件，正是公众情绪所演化成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网站论坛、短信、邮件、博客等媒介，在公众中不断地传染开去所导致的。对家乐福的抵制活动是由于当时反法情绪高涨所致。在此笔者不禁要问：在名为爱国的旗帜之下，真正损伤的是谁的利益?!这种缺乏理智情结和客观依据的情感，唯一的功效只是使群体在自激、自渎中不断地泛滥膨胀，对于社会的进步可谓百害而无一利。

第三点则是群体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这也正是上面所说的传染所造成的结果。2007年5月，一篇题为《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文章，报道了广州种植的香蕉感染巴拿马病的严重情况，并在后续报道中称这种“香蕉癌症”将给广州、甚至全国的香蕉种植带来“灭顶之灾”。 没想到，这一关于香蕉树常见病的消息，经网站论坛、短信、邮件、博客等各种渠道以讹传讹，最后竟变成了“吃香蕉致癌”这样的恐怖传言。消息、传言、谣言铺天盖地的结果就是：香蕉滞销，蕉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香蕉烂在树上。这个事件中骇人的传播力量，是群体接受过暗示之后所创造的。群体通常总是处于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当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开始，传染性暗示的过程就开始了。“海南蕉”事件正是这一理论的典型案例。在暗示和互相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个体编造的所谓“事实”——“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立刻就被多数人接受。而这种忽略智力因素的之作用于感情的宣扬会造成难以想象的恶劣影响。据相关政府部门不完全统计，自2007年3月13日某媒体消息见报后的43天里，广东、海南的蕉农因谣言而造成的损失至少达7亿元之巨。

最后一点即第四条造成组织化群体特征的原因，则是笔者的个人总结：在群体中个人的责任感会消失，并且会导致欲望的宣泄。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己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限制。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生活的高度原子化，经常只能在集体的行动中才能找到意义，因此我们的勇气总是通过群体来表达的。在群体中个体摆脱了自己卑微的想法，感觉到了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强大的力量，人们平日遏制的欲望在群体中大量宣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眼中的网络中的民意，总是充斥着傻气和杀气。似乎打字的键盘至于肾上腺激素紧密相连，网络中的言论与头脑无关。

这种公众情绪的高涨与泛滥，并非是“中国特色”，任何一个社会在转型时期，都会面临这样的过程。随着中国的不断纳入世界，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人的身份敏感性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这与中国人由历史原因所导致的过分自卑有着密切联系。对于民意狂热的现状，我们应做冷静理性的认识，不应消极悲观，更不应盲目乐观。这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从富足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让一种模糊的情绪，(换而言之即一种情绪幻觉)成为一种真正的信仰。如果当这种夸张和单纯的情绪成为一种真正能够主宰群体的力量，它对社会的伤害将难以估量。

笔者惊奇地发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历史是可以复制的，历史已经让我们看到了1890年—1920年间，美国如何在两代人的努力下，变成了一个相对幸福、公正的社会，抑或是1976-2006年间，西班牙如何从佛朗哥年代的压抑、封闭，变成了开放、自由、富有创造力新国家。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社会现在的处境只是个过渡阶段。虽然前面的道路布满荆棘，但我们终能走过去。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很庆幸生活在这个充满激情和变化的年代，能够见证这样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但我由衷地希望它快点过去。

乌合之众读书感悟心得篇7

《乌合之众》的作者是古斯塔夫·勒庞。作者是一位法国人，他的血液里带有法国人特有的激进与狂热。我并不是十分认同勒庞的观点，勒庞在书中阐述个人一旦形成群体，群体就会拥有个人永远都不会拥有的一些心理与思想，一个温和的人在融入了群体之后，在一定的条件下，例如革命爆发，他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徒。他还认为群体所体现出来的种.种特质是人类处于原始状态才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在他的笔下。群体毫无理智可言，他们极容易受到暗示和煽动。群体对既有真理的维护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无论是谁只要动摇了真理的权威性，群众就会十分残忍的对待他。希帕蒂娅是生活在东罗马帝国时期的女数学家。她既聪慧又美丽。

由于宗教迫害，希帕蒂娅在回家的路上被人们脱光了衣服，对这位伟大的女数学家施以暴行——他们用蚌壳割下了她的肉，又将她的尸体焚毁。这在我们看来是十分残忍的举动，可是群众们却可以做出来。我相信在他们只是个体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来的，也许连想都想不到。

先且不说勒庞的观点是否有些不妥，但他在书中举出了大量的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例如十字军的远征(勒庞在书中举了大量与十字远征军相关的例子)以及拿破仑。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例子之外还有关于马萨罗尼的故事，布瑞维利尔夫人等等。这使你即便不认同他的观点，却还是不得不说他的观点是那么的令人信服，但是既然是研究大众心理的书，举例子的话是不是不光要举西方国家的例子，更应该有亚洲，拉丁美洲等世界各地的例子呢。

勒庞的用词也大多带有完全肯定的色彩。“必须”“一定”之类的词语在他的书中经常出现，相反“可能”“也许”之类的词却很少出现，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没有。这样大胆的用词也是我对这本书十分痴迷的原因之一。

乌合之众读书感悟心得篇8

《乌合之众》这本书，作者从书名开始就已对世人警示：谨慎从众，否则乌合之众便是下场。仔细想想，作者说的很有道理。人这种动物太缺乏安全感了。为了获得认同，愿意抛弃是非，仅为了换取让其倍感安全的归属感。

事事都有两面性。从众与否亦然。

人从众，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举例来说，编报纸的人对群众意见的影响。他们先是迎合群众的感情，然后把这些感情引入特定的行为渠道。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后，对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应加以自我理性的判断，而并非欣然接受思维的同化。另一方面，对于媒体人应清醒的意识到，他们对于群众的感情引导，群众意见的形成，将会拨动时代的冰弦。也就是说，当有人牵动的时候，群体很容易被集体带动，这也就引出从众的弊端——“群体中的人日益被大众文化所湮没，这种文化把平庸低俗当作最有价值的东西。”与过去的社会相比，群众更易于接受自己周围的人的判断和爱好，也让我们想到今天人们对所谓当代人失去自我判断能力的关切。

人不从众，首先要忍受的便是孤独和孤立，因为你与我们不一样——“数量及正义。”这也是作者痛斥也无奈的一点。作为独立个体的人能能好的将个体文化展现，但人总是向往群体的，而一旦进入群体，个体文化便很容易泯灭。这要求我们对事物的思考应有自我辨别的能力，在大众文化的环境下形成个体文化的升华，突破和创新产生新的文化价值，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人寰处处有争执，总是纷纭难解，何况是人内心所想要归属，更难抉择。事无绝对，从众的好与不好无人能给出答案。就比如《乌合之众》这本书。人人都说它写的精彩，直至内心，那你是否要从众地看它一看，再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