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自省读书学习方法简述
借摘读。旧时代,革命书籍十分缺乏,徐特立在湖南时,听说书报流通社有《联共》上下册,就去借了来抄读。他不全抄,而是节抄,并且做详细分析。这样,可以服、心、手三到,便于理解深刻。下面就让小编给大家带来最强自省读书学习方法,希望大家喜欢!
最强自省读书学习方法
很多人读书时都可能有过这样的坏习惯,看书一遇到困难就不想再读了,于是,又拿起另一本,遇到难题时又放下,结果没有一本书能读深读透,弄得一知半解,知识残缺不全。
著名科学家陈念贻年轻时为了报考大学,决定突击自修英语。这个主攻目标确定后,他就将房间里其他书籍都封存起来,只剩下英文书一种,整天手不释卷,使自己完全进入英文的“境界”中,不受其他书的任何干扰。第一天,他只记住了八个单词,到第二天早晨复习时发现已忘掉了三个。但他毫不气馁,继续埋头攻读,坚持了一个星期以后,开始掌握了英文记忆的规律,一天能记住二十多个单词。一个月后每天能记五十余个,两个月掌握了四五千个单词,基本能阅读英文版的《读者文摘》了。
陈念贻不仅“单打一”地读英文书,而且还套用小的“单打一”---在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单词后,他又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专攻英文语法和英文写作练习。接着,又专门用了一段时间强行背诵了五百句英语范文。结果,他总共只用了三个月飞时间,就基本把英文攻下来了,并能用英文写出漂亮的文章。此后,陈念贻有用这种读书方法,攻下德、法、日、俄四门外语,还攻克了代数、三角和解析几何等难关。
钱钟书的学问方式
我和钱锺书先生没有见过面。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创办《中国文化》杂志,也由于当时想着手对钱先生的学术思想作一些研究,跟他有不少通信。我从未把这些信拿出来,觉得不好意思。他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学者,不仅是欣赏,而且是特别尊敬和心仪的人。我研究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学术思想史,钱先生是我关注的重点学术案例。
八十年代中期,我开始做这方面的题目,决定对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这三位真正大师级的人物,做个案分疏和综合比较研究,于是开始读他们的书。最先读的,是钱锺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每一本书、每一个字,我都读三遍以上。内子陈祖芬写过一篇文章,叫《不敢见钱锺书先生》,其中写到,在八十年代,如果你在北京的街头巷尾,看到一个人,或者在公共汽车上,或者在路上,在树下,在墙边,在任何地方,都拿着书看,这个人看的一定是《管锥编》或者《谈艺录》。她这样写是写实,不是文学描写。我的确读钱先生读得很熟,熟到他成为和我日夜相伴的人。不仅他的书一本一本被我划乱了,读钱的笔记也积下好多册。
读完钱锺书之后,就读王国维。王的东西多,必须选读。先是早期的《静安文集》和《静安文集续编》,然后是《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古史新证》等。王国维后,开始读陈寅恪。非常“不幸”,我读陈寅恪以后,扎进去就没有出来。结果不是三个人一起写了,变成对陈寅恪做单独的个案研究。我现在写的关于陈寅恪的文字,大概有五十多万言,公开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是对我如此熟悉的钱锺书,却一直没有写文章发表。我的一些朋友也知道我研究钱锺书。一次厦门大学召开关于钱先生的研讨会,李泽厚得知,说应该去,你是研究钱锺书的。我问他何以知之,他说当然知道。但何以知之的理由他没有讲。
近三十年我所做的研究,很大一块是围绕二十世纪现代学者的学术思想。我的体会是,这些大师巨子是我们晚学后进进入学术殿堂的比较便捷的引桥。通过他们,可以通往古代,走向中国传统学术,也可以通过他们连接西方,走向中西学术思想的会通。更重要的,他们为我们树立了学术典范。我曾经用“空前绝后”一语,形容他们学问结构的特点。“空前”,是指这些现代学者,在西学的修养方面,汉儒、宋儒、清儒,都比不过他们,因为当时不可能有这个条件。汉宋儒不必说,乾嘉学者也不能跟二十世纪现代学者在这方面相比肩。虽然早期的传教
士跟明末清初的一些学人有一些关联,但我们看不到乾嘉大师们的西学修养有哪些具体而明显的呈现。二十世纪学者不同,他们常常十几岁就留学国外。陈寅恪十三岁留学日本,然后美国、欧洲,前后大约有十六七年的时间在国外。连马一浮也有在美国、日本的经历,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去的,尽管停留的时间前后不是很长,毕竟扩大了学问的视野。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现代学人的国学根基,又是后生晚辈不能望其项背的。他们四五岁开始发蒙,到七八岁,十几岁,不用说五经四书,十三经、诸子集成、前四史,差不多都读过了。他们有这样的学问积累的过程,所以在学术的知识结构方面,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绝后”不是说后来者的聪明智慧一定少于他们,而是没有当时那些个具体条件,包括对学人为学非常重要的家学和师承。国学需要童子功,年龄大了补课,实际上为时已晚。因此后来者要赶上他们,难之又难。就研究我国固有学术而言,二十世纪学者也开了先路。经由他们可以更自觉地进入原典。
二十世纪现代学者的学术,是不是也有瑕疵?肯定会有。陈寅恪就讲过,王国维的学说也可能有错误,他自己的学说也会有错误,自然可以商量。同样,钱锺书的学术,也一定有可商之处。但是他们的学术精神,为学的态度,纯洁的资质,堪称后学的典范,应无问题。我们今天的学术风气所缺乏的,恰好是二十世纪大师们的那种精神、那种风范、那种态度。
钱锺书的学问构成
钱锺书先生的学问结构,都由哪些部分构成,他的学问脉分如何辨识,学术界没有一致的看法。我长期读钱,三复其义,认为他的学问构成,约略可分为四目:第一是经典阐释学;第二是学术思想史;第三是中国诗学;第四是文体修辞学。
前面提到的说钱先生是卡夫卡的绝活的文章,不承认钱先生著作里面有解释学的内容,未免令人感到意外。《谈艺录》也好,巨著《管锥编》也好,独不缺少解释学的内容。只不过钱先生对解释学有独辟胜解。《左传正义》三,隐公元年,解一“待”字,令人绝到。郑庄公由于“寤生”,惊吓了他的生母武姜,因而母子失和。庄公即位之后,武姜便与庄公的胞弟共叔段结为联盟,封地逾制,一人独大。郑大夫祭仲建议及早除掉,免生滋蔓。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进入中学课本的《左传》名段“郑伯克段于鄢”。
我们且看钱锺书先生如何解释此一“待”字。
他先是征引《左传·闵公元年》,齐国的仲孙湫提出:“不去庆父,鲁难未已。”齐桓公回答说:“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又引定公六年,公叔文子谏卫侯:“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若何?”再引《韩非子·说林》,下有与悍者邻,欲卖宅避之,人曰:“是其贯将满矣,子姑待之。”钱先生具引之后申论说:“‘待’之时义大矣哉。‘待’者,待恶贯之满盈、时机之成熟也。”然后又引《汉书·五行志》董仲舒之对策:“鲁定公、哀公时,季氏之恶已熟”、《孟子·告子上》以麰麦喻人性:“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这就如同郑庄公等待到共叔段谋反在即,并得知其起事的具体日期,于是下定决心,说:“可矣!”也就是可作为的时机真正成熟了。
钱先生接着又引《史记·韩信卢绾传》:“太史公曰:‘於戏悲夫,夫计之生熟成败,于人也深矣!”以及《北齐书·陆法和传》里的陆氏发为议论:“凡人取果,宜待熟时,不撩自落,檀越但待候景熟。”抑犹未尽,更引西典助发,
最强自省读书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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